理解宋朝・王安石【3】独行天道

在变法带来的那么多问题当中，钱荒本身是最容易解释的。

天下的经济生产总量短期内不会有大变化，所需的流通货币量因此也比较稳定，但青苗钱、免役钱等新增项目都是在原有税收基础上额外加征的项目，国家把这些钱收上去之后存在那里，多到花不掉。据统计，神宗在位十八年，积攒下来留给后任的铜钱超过7100万贯。这个数可能相当于原先全国流通货币总量的一半，已经高于民间市场上实际流通的货币量。

原来有钱消费的老百姓，现在囊中羞涩，消费自然减少，商业贸易也就不会景气。经济规模降下去之后，流通货币的总量会进一步减少，连带国库正常的税收也会下降。

因为民间经济活力下降，朝廷收上来的钱没地方用，只能拿来和外国贸易。神宗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朝廷开放和外国的铜钱贸易，容许历来严格管制的铜钱自由进出国境。由于铜本身是贵金属，铜币的价值得到各国公认，而北宋又需要外国的各种商品，结果就是铜钱大量外流。这种贸易逆差不仅如长鲸吸水汲取了朝廷的货币，也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通货的枯竭。

简而言之，朝廷收上来的钱是多了，但并未有效地用于反哺经济。

从技术官僚的角度来看，这些问题并非无解。比如今年钱收得多了，那第二年可以少收一点；外贸逆差多了，边境关口的管制可以加严一点。

但是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我们找不到类似的技术微调，只见这些新法都顺着既定路线义无反顾地向前狂奔，快马加鞭，不停加速，绝不回头。

整个朝廷失去了自我纠错的机制，这才是变法的核心困境。

王安石并非一开始就独断专行，在变法之初，他颇有自我纠错的风度。比如苏辙跟他说青苗法有种种弊端，他觉得颇有道理，就有一个多月都没提此事。

只不过人的理性自有其限度，并不能完全洞烛万事万物。自我实现的需求往往压倒理性的思考。后来又有人拿出一套说辞，列举青苗法的种种好处，王安石便又心回意转。毕竟有所变更才符合先王之政，而维持现状并不符合。

前面讲过《洪范传》里的王安石，很反对从众。大众的反对越激烈，往往会加强他“真理总在少数人手中”的信念。而既然自己掌握了真理，那当然就不用顾忌悠悠众口，甚至于必须独行天道。不仅“人言不足恤”，就是祖宗法度、天降灾祸，也全都无需敬畏。

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足以说明，我们虽然似乎逐渐在靠近真理，但没有任何人能掌握绝对真理。王安石自然也不例外。只不过随着变法越来越深入，反对意见越来越多，他必须选择，要么放弃自我实现，选择从众、妥协，要么就得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。他很明显选择了后者，而当他把自己放在绝对真理的位置上，就很难再纠错了。

为了巩固这种权威，在变法之初，王安石就着手把自己的学说立为官方学说，要求全天下的学校传授自家学说，并要求科举考试以自己的学说作为取士标准。这样一来，所有反对派都别想进入官僚队伍，要听到不同意见就更难了。

国家当然需要意识形态，但这个意识形态最好不要是某一个人的学说，最好能拥有广泛的代表性，能够赢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。如果以一家之言，违逆天下之意，那就很难持续。

王安石的新意识形态受到广泛抵制，而他偏偏自信甚笃，不愿妥协，于是就不得不仰赖于奖惩之术。

支持变法的官员常常得到越级提拔。比如王的副手吕惠卿、曾布，和政敌苏东坡本是同年进士（嘉祐二年，1057），变法后短短几年，前两人就升到正三品的翰林学士，后来还各自晋升到宰执级别的高位。而同时期的东坡则被赶去杭州担任通判，只是杭州长官的一个副手。后来因为诗歌里对变法有所不满，他还几乎被判死罪。

司马光说王安石“进擢不次，大不厌众心”，指的就是这种现象。不按既定的规则来提拔，大多数人当然不满意。

任用提拔的明显倾向性，使那些带有投机心理的官员主动迎合王安石的意愿，帮他推行新法，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奖励。他们推行新法并非基于理念认同，只是追求利益。这批人一旦得到重用，他们在执政中就会比普通官员更肆无忌惮地追求利益、鱼肉百姓。

就说吕惠卿，他后来因为向民间大户借了4000多贯钱买地、又利用公务员帮忙收租，被弹劾并赶出朝廷。当他得势时，不仅对百姓下手，对王安石以及曾布也都下过黑手。被这样亲密的战友背叛，王安石久久不能释怀。

选用官员上的这些问题，并未参与变法、但却熟悉哥哥秉性的王安国旁观者清。他直言批评兄长“知人不明，聚敛太急”。

其实王安石自己也知道，新法的推行者如果急功近利，变法就不会成功。但提拔了一大批急功近利者的恰恰是他自己。

造成上述悖论的，是奖惩这种手段的天然局限性。

20世纪前、中叶，现代心理学的一大主流思想曾认为可以用奖惩解释所有人类行为。后来大家发现不行，很多事情说不通。比如人对某项事业无条件的喜爱、人们内心的道德感，这都很难用奖惩来解释。司马迁忍受屈辱地写《史记》、居里夫人日以继夜地提炼镭，他们并不是为了拿到什么外在奖励，而是钟意于事业本身。身边的朋友付出时间和精力帮助我们，他们也不觉得这是惩罚，而把这看作人与人交往的意义所在。

这种内在的动力很难从奖惩中诞生出来。王安石可以用奖惩让官员们支持新法，但并不能让他们从内心里认同新法。

而且滥用奖惩还有一个更大的坏处：这是一条难以回头的单行道。

奖励得多，或者惩罚得多，人都会麻木。如果纯用奖励来鼓励人做事，那未来需要不断升级奖励，因为人会把已得的奖励视作理所应当。如果纯用惩罚来约束人的行为，那人们最后会选择不做事、磨洋工，并不会高效率地工作。

诸子百家中，最喜欢用奖惩的是法家。商鞅立木取信，用五十金鼓励人搬木头，又用割鼻之刑惩罚违法的太傅，就是在运用奖惩手段治国。韩非讲的更明白，如果大臣无法用奖惩手段来激励，那就还不如赶走他们。

但后世之君都认识到，过于滥用奖惩，结果就是向秦帝国一样二世而亡。因为奖励太滥，财政承担不起；而惩罚太严，人们就会选择干脆推翻既存制度。这就是陈胜、吴广起义时说的“今亡亦死，举大计亦死；等死，死国可乎？”

和奖惩相比，让人从心底里认同既存秩序，永远是成本更低的手段。所以继秦之后，汉代就开始推崇儒术，务求教化人心。而奖惩的手段，则渐渐被儒生的外袍遮掩。

儒也好，法也好，王安石都想要。

他既要推广自己的全新儒家学说，又要用奖惩手段让天下走上正道，这个目标实在太高了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需要一个国家权力远比前朝扩张的帝国才能支撑。

宋朝在制度上大体承袭唐朝，虽然更为有钱，但国家权力并没有强势地向民间扩张。恰恰相反，宋代朝廷掌握的人口数量要比唐代少得多。而且宋代对人口迁徙也放得更开，废除了唐代的坊市制，允许商户在全城各地开店。整个国家的管制变得宽松，社会经济也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。

在这样一个国度，要突然实行一整套扩张国家权力、加强管制的政策组合，社会很难接纳，国家机器自己也很难胜任。强行推动，免不了伤筋动骨。

从南宋至清末，主流观点都认为王安石变法直接导致了北宋灭亡。朱熹说“王安石以其学术之误，败国殄民”，明末大儒王夫之更是直接斥他为“小人”、“妄人”，相比之下，司马光批评他“不晓事，又执拗“，已经是大大地客气了。

种种说辞，都把锅都甩到一个死人身上，似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只是个人能力、品格的问题，仿佛换个人大宋朝就能改头换面得到新生了。这实在荒谬得紧。

实际上，国家权力扩张是北宋中期的必然，王安石的学说受到天下人的推崇，本身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。那个时代的很多人，就是渴望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，来指导建设更美好的世间。他们对未来的期待压倒了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警惕。

国家机器一开始还不熟悉新情况，但很快就发现新法能扩张自己的权力，而且国家本身的经济基础确实也能支持这种扩张，于是慢慢开始适应。好大喜功的宋徽宗甚至一改历任先皇的俭朴作风，把新法接过来又添上种种花样，宰相蔡京更是提出“丰亨豫大”之说，于是铺张花钱、拼命铸钱成为常态，这都是王安石变法的自然延续。最终结果就是财政失序、货币通胀，迎来亡国灾祸。

也正是因此，在传统儒学话语中，“变法”被严重地污名化，似乎一切皆不可变，变就是大逆不道。实际上只有失败的才被称为“变法”，比如王安石变法、戊戌变法，而类似明朝“一条鞭法”、清朝“摊丁入亩”这样的成功改革，就属于是“圣政”，不会和“变法”这两个脏字沾一点边。

一个时代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，和当时国家权力变动的趋势有很强相关性。封建帝国时期，国家权力长期保持稳定，因而总体否定变法。到清末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，不得不推行改革，王安石便重新得到肯定。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之一梁启超后来专门写了本《王安石传》，为变法张目。几十年后的“评法批儒”，个中线索也大体类似。

“变”是社会的常态，法也需要与时俱进，这点毋庸讳言。只不过，若变法的基础只是某一个人的独门学说，整个变法只是一个人在那里“独行天道”，那风险就非常大。

“得君行道”是很多读书人的志向，仿佛皇帝信赖我的学说、实践我的学说，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。当事人很少设想，“我”当然是快乐了，可有多少人会因为“我”的思维局限、考量不周而身陷苦厄。

个人再雄才大略、思维再缜密，终究不可能面面俱到。尤其在AI面前，人类智力的种种局限更是充分彰显。有鉴于此，个体的学说必须经由众人充分审视、纠错，才能趋于完善。而这种审视与纠错的机制必须要超脱党争的你死我活才能成立，必须有某种超越立场的共识作为前提。如此，政策改革才能逐步为多数人所认可，而一旦有了这种认可，也就不用再多施加额外的奖惩了。

整个宋代思想史，其实就是在强调礼法的旧儒学解体的背景下，新生儒学流派互相竞争、淘汰并最后形成新共识的过程。

这个新共识究竟怎生模样、利弊如何，后面会有系列篇章逐步展开。此处且先说回本篇开头的韶州永通监。

因为反对变法，苏东坡被贬窜岭南，在绍圣元年（1094）路过这里。此时王安石离开朝廷已近二十年，去世也有八年。永通监仿佛在呼应这个大人物的离开，产量断崖式下降。

年近六十的东坡见到这个结果，不由感慨：“此山出宝以自贼，地脉已断天应悭。”

王安石如同大宋这座矿山里的珍宝，他的学说问世之后却反而掏空了整个帝国。这大概是天意吝啬，在嘲弄人类的贪婪和虚妄吧。

▲ 故宫南薰殿旧藏《历代圣贤名人像册》之王安石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