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解宋朝・司马光【1】回归故道

鲜有人知的黄河改道，是王安石变法同时期另一件影响大宋国运的事情。

宋神宗出生的那个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黄河决口，完全改变了东流近1000年的故道，转向北流。沿途州郡，数百万亩良田淹没。

河决二十年后，神宗终于长大登基。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十一月，他一边在向王安石求教学问，另一边则把给自己天天讲解《资治通鉴》讲了一年多的司马光特派出去巡视黄河，以确定治河的最终方略。

必须把黄河导回故道——不论是王安石，还是后来坚定反对变法的司马光，在这个问题上极为罕见地达成了一致。

神宗很信任司马光。

这位比王安石年长两岁的臣子，是让神宗之父英宗得以顺利承继大统的关键人物。没有司马光，神宗不可能成为皇帝。

即位之后，神宗就提拔司马光做了草拟大政文书的翰林学士。从这再往上，就是官场金字塔顶尖的宰执大臣了。

其实司马光不太愿意做这个学士，还是更愿干他的老本行“知谏院”。谏院是北宋中期朝廷的核心部门，在仁宗年间搬进了三省里门下省的办公地，把原本的朝政中枢门下省赶去了相对偏僻的地方。作为谏院的长官，虽然品级低于翰林学士，但实际地位颇高，在这个位置上司马光可以基于自身的道德立场去批评所有朝政问题；而如果当翰林学士，有时就得违背内心的愿望去替皇帝草拟诏命，哪怕那个旨意自己并不认可。

尽管司马光坚决推辞，神宗并没有容许他继续保留这种道德洁癖，希望他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，不仅要写诏书，还得治黄河。

黄河是一条“地上悬河”，河水的含沙量最高可以达到60%，大量泥沙不断淤积，把河床越抬越高，堤岸也越筑越高，远高于周边的平地。河水冲破畸高的东流故道，转向北流往地势更低的平原，本是理所当然，但朝廷一直想把它引回老路。要让水往高处流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和之前几千年“堵不如疏”的治水理念相反，宋人最常用的办法是堵截。疏浚河道、清理淤泥、开挖新河道分流等老办法虽仍在用，却不再是首选项。宋人在积极建设堤防的同时，甚至想要截断大河，使之逆势而流。

宋人的底气来自技术进步。

当河流决口时，水势凶猛，一两个沙袋填进去根本于事无补。不过宋代出现了大规模的“龙门埽（sào）”，这种长数十米的大型装置，里面填塞了大量土石，再用竹索等捆扎起来，可以一口气直接压入洪水之中，对于堵塞决口、截断水流，都很有用。

基于这样的技术，宋代人开始实践“束水攻沙”的理论设想。他们认为，黄河泥沙淤积的原因，是因为水流太缓，如果在河岸两侧建设一些突出部，就能起到缩窄河道的效果，如此一来，同样大小的水流就必须更快才能流过，泥沙就不容易淤积。

但这般技术，用于一时一地尚可，要想顾全整段黄河，就有些力不从心。经过一系列强行扭转河道的努力，黄河不仅没能恢复故道，反而变得非常尴尬：原本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局面消失不见，滔滔河水在河北骤然分叉，分为东、北两股，岔开各自流淌。

由于水流分散、流速降低，大河分流势必造成河床加速淤高，必须尽快处置，让二股重新归一。只不过，到底是坚持屡战屡败的旧方针，堵塞北流、继续引河东流，还是顺遂水性、由其北流，急待朝廷决断。

出巡一个多月后，司马光回到京城，向神宗报告自己的结论：坚持东流。又过了四个月，王安石官拜副相，他也支持东流。方针就这么定了下来。

王安石坚持东流的逻辑，看过上篇的读者应该能够体会。坚信人能胜天的王安石，不太会做屈从于自然的决定。但凡有点可能，他就想逆天改命。

可是，王安石的大对头司马光为什么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呢？

因为东流是黄河的故态，而司马光一辈子做的所有的事情，都是想让社会恢复故态。

他主持编写的《资治通鉴》里，有一百多条冠以“臣光曰”的个人见解。其中开篇第一条，讲的就是先王礼制不被后人遵守。他认为皇帝最大的职责是要维护住固有的礼制，不要去改变。他甚至当面和神宗说得很夸张，说如果上古先王的制度得到坚持，那上古的那些朝代就能绵延千秋万世，直至今日。

那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去改变现状呢？比如有很大利益诱惑的时候。

为了利益而改变立场，这是司马光最看不起的事情。所以当邻国将领背叛母邦、携部众来投靠时，他坚决反对接纳；宋神宗要给他升官，他也不愿意；王安石要变法搞钱，他自然更看不上。

虽然和王安石同样主张导河归东，但司马光的具体建议主张徐图缓进，分两三年逐步堵塞北流；而王安石则期待毕全功于一役，当年就要成果。

王安石开始变法的头一年，黄河北流正式堵塞，司马光也同步得到皇帝奖谕。不过他在这个积极追求事功的朝廷里越来越不合群，第二年就离开了。

▲ 清宫殿藏画本之司马光像